【悼念李占祥】郝旭光：恩师李占祥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发布时间：2018-04-16

听到消息感到震惊

2018年春节前，几次给李老师家里打电话，落实按照惯例春节前到家里看望的时间。奇怪的是，电话要么占线，要么没有人接。直到2月8日下午，终于拨通了电话，听筒里却不是李老师那熟悉、慈祥的声音，互相问好后才知道是李老师的儿子力强大哥。我说明了原委，想跟李老师说几句话再约定具体时间。力强大哥说，“李老师累了，睡着了”。此时，我仍然没有想到会有意外，只是关心地问了“恩师最近的身体可好？”，但回答却让我感到非常震惊：“李老师最近不大好，在治疗。”“治疗？ 2010年不是都已经痊愈了吗？”我吃惊地问道。力强大哥告诉我，这些年断断续续复发、治疗，一直没有停止。回忆这六七年，我们夫妇二人每年教师节当天和春节前，都要去李老师家里问好。身为中西医结合的医生，夫人每次都要给导师和师母量血压、号脉，仔细检查李老师腿上的病灶，详细问诊，认真看各种化验检查结果和支架等其他小手术的结果，对用药和保健提出明确的建议。但恩师和师母只字未提这个“病情”，我们一直以为彻底痊愈了。这个消息，给我太多的震惊。

当我提出要到家里看望恩师和师母时，力强大哥说，目前治疗，特别怕感染，怕外人进门，有感染的风险。既然这样，我跟他约定，找个合适的时间，我把春节孝敬恩师和师母的东西（这是十几年的惯例）送到楼下，我们就不进家里了，等李老师痊愈后再来看望恩师。

2月12日下午与力强大哥通电话，知道他陪李老师在医院住院，不便探视，所以联系家里的保姆阿姨到小区外把东西提回去了。

3月中旬，参加两会的卢师姐约同门同学3月15日去家里看望李老师，我因为学校EMBA四天的课程（15日至18日）不能一起前往。但看到同学们发在群里的照片，吃惊地看到在医院里的李老师，隐隐约约有些担心。17日下午在课间休息与学生合影时偶然遇到发照片的王师姐，我急切地问李老师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郝兄争取这几天早点去探望，别留遗憾”。听到这句话，不由得心头一紧。心情波动带来的面部表情变化被几位细心的同学发现，他们悄悄关心地讯问：“郝老师，您是不是上课太累，或者雪后太冷，身体有些不舒服？”“可能有点冷，没事。”我赶紧回答。我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情绪，以保证正常完成之后的讲课任务。

四天高强度的教学任务终于完成了，尽管身心疲惫，还是不敢忘王师姐的提醒。3月19日早晨，短信联系了力强大哥后，九点半和张师兄一起来到病房，看到恩师已经上了呼吸机，心里非常忐忑。力强大哥贴着恩师的耳边告诉我们的名字，我们拉着恩师的手，他的手没有反应，眼珠也没有动。其间，护士还来做了一次皮试，准备给他换一种新药。

我和张师兄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病房，此时，是深深的无助感：他老人家已经是弥留之际了。

3月20日上午，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恩师与世长辞了。说实话，心里有太多的遗憾：没有在恩师神志清醒时探望他。想想2017年9月10日晚上去家里看望他，那竟然是他清醒时的最后一面。参加了恩师的告别仪式，我们感慨良多！恩师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他曾经达到的高度！我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诸多的往事。

考入人大拜在门下

2003年考人大的博士时我获得教授职称已经好几年了。为什么已经有了“正教授”的头衔还会选择继续读书？这是因为在教学、科研过程中总觉得有些不足。另外，中国读书人的“进士情结”对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为什么会选择入学门槛很高的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为什么要选择李占祥老师做导师？

这是因为，都到这个年龄了，要读就读一个难度大的学校并选择一位泰斗级的导师，挑战一下自我，学些真本领。中国人民大学是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其他门类社会科学的圣地，例如，2013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审的结果，人大一级学科全国排名第一的有9个，总数在全国排名第三；排在前面的是北大和清华，分别有16个和14个学科；人大工商管理一级学科首次在全国排名第一。2017年的全国“双一流”评选，中国人民大学名列顶尖学校之列。导师李占祥教授是国内管理学界泰斗级的大师，是最早一批由教育部批准的博士生导师，是人大企业管理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矛盾管理学派的奠基者。曾任人大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国人民大学22位荣誉一级教授之一。

因为人大校园国宝级的名师云集，并且在这里还有机会接触国外的一流学者，可以尽情地吸收国内外最新的学术养分，享受国内外一流学术的盛宴。其中全校范围内的学术前沿论坛，几乎都是各专业的国内顶尖学者在讲授自己的研究积累，有一半左右是当时活跃在学术前沿的国内顶尖学者在讲授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商学院开设的管理前沿论坛，也有一半左右管理学科的国内顶尖学者在介绍当代管理理论的前沿或他们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杨杜教授、王凤彬教授等商学院的一些知名学者在授课、论文开题、答辩等环节给予我们无私的帮助和醍醐灌顶的指导。

人大学习受益终生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可以得到最深厚的学术濡养和最有益的指导。后来的学习表明，入学、学习及毕业论文写作、答辩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但这个选择也是正确的，她为我提供了提升学术素养、扩展学术视野、攀登更高学术平台的途径。她给予了我更开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更大的提升空间和更多的提升机会。人大的培养，李老师的指导，也让我的学术水平得到突破性的质的飞跃。而且也使我看问题、分析事物的心态更加平和、更全面、更深刻、更具理性，研究、思辨能力有了质的提高。使我原来研究和写作的认真、细致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人大毕业感谢恩师

读博士期间，学习任务很重，人到中年在职学习，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作、家庭、学习等等，面临着许多特殊的困难。但对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我分外珍惜，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协调学习、工作、生活和家庭的关系。两年的博士课程学习期间，我比其他同学们多选修和旁听了人大很多名师的名课，我贪婪地汲取着人大这块沃土上的学术养分。

论文写作过程，感慨万千。时至今日，回首这段困难、失望、苦涩、痛苦、失意、郁闷、愧疚、憋屈、窝囊、绝望，以及挣扎、奋斗，同时也充满美好、幸福的时光，能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的学业，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最应该感谢的当然是尊敬的导师李占祥老师，他淡泊名利、志存高远的品质，立德树人、提携后进的精神，他认真、扎实、严谨、负责、不懈追求和探索及敢于严格要求的作风，令人敬仰的学术造诣和高深的哲学素养，在管理学界首创“矛盾管理学”的巨大成就，等等，对我后来学术水平的提升、思考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强化认真和细致的习惯，有着至关重要的激励和教育作用。论文写作时，恩师已经是80多岁的高龄了，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严谨的学术态度，对我的论文给予了“苛刻”的指导。李老师的要求之严，态度之认真，把关之细致，超出我的想象。这种“苛刻”，几乎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问写作，不厌其烦；催进度，随时督促。他极度重视论文的第一章。论文第一章初稿成文后，我根据恩师写在纸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见，当面聆听教诲四次，反复修改了四遍。李老师超常规的严格，有他一贯的风格；有前面学生的论文曾经出过意外的警觉和压力；也有我是教授应该要求更高、更严的缘故；当然还有我上课的工作量太大、家庭里上有老下有小的诸多困难等等导致的不能按进度进行（是不能按照进度进行而不是不认真。可关于论文的进度，谁能保证一天都不能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选择了李老师研究领域以外的题目：证券市场监管。对研究的主题及其相应的内容，导师和我学术观点有很大的不同。他一直不同意我选这个题目，但这个题目又是我主持的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的项目。所以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这个题目。我算一个“高龄博士”，自己独著过两部专著，主编过一部专著，发表了百余篇论文，27岁在《管理世界》发表了第一篇论文，随后又发表了两篇，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特别自信或许还很自负、很固执，不过生活中非常随和。导师的意见，尽管我不同意，但我会虚心接受，只是接受得不那么心甘情愿或者说不是那么心悦诚服（例如第一章要改四遍）。事后证明，谁也没有错，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和目标有差异。他的出发点和要求是放下所有的工作集中全部精力完成论文，我的想法是完成论文为主兼顾教学任务；他的目标也更高！从这个角度来说，李老师的苛刻要求是对的。另外，“兼顾”确实是在透支健康。果真我答辩结束后大病一场，其严重程度几乎是前面多少年的总和——元气大伤，用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恢复正常。现在看来，我可能当时真的应该彻底放下教学工作，集中精力完成论文。

说句实话，那期间我多多少少有些心理障碍了，我当时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老师来电话”。他的电话，就是检查进度、催进度，要求到家里当面汇报进度，一旦没有按时完成既定的进度，一定是毫不留情的批评。在李老师家里，师母经常要“批评”恩师：态度好一点，不能这么不给面子。经常还要劝我，“李老师批评你，千万不能放在心里”。我当然不会放在心里，但被批评毕竟还是令人尴尬的事情。记得2009年4月份我过生日的当天，心里一直忐忑，李老师，您老人家高抬贵手，今天千万别来电话啊。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下午李老师的电话就来了，毫不留情地让我去家里。我只得以柔克刚地告诉他老人家：“今天我过生日，今天就不批评了，行不？要批评咱们再换个其他时间可否？”李老师听到我过生日，语调才和缓了一些。我有着特殊经历，自认为耐挫折能力是超一流的，但当时竟然有了退却、放弃的强烈想法，“这个博士学位不要也罢”。但夫人经常鼓励和劝慰：“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李老师那也是父亲啊！父亲批评儿子不挺正常吗？儿子跟父亲有什么好纠结的？”我的内心独白是“可我自己的亲生父亲从来没有这么批评过我啊？”我都年近半百了，这半生确实也没有人这么批评过我啊！

尽管博士论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极其繁琐和艰难，但现在想来，收获真是太大了。真正是痛并快乐着，难并奋斗着。

有李老师的严格把关和苛刻要求，论文第一章反复了一稿又一稿。我在无助和绝望时也没有放弃。我努力调整心态，把李老师的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理解成是一种严肃的爱，也确实是一种严肃的爱。他不是怕我论文质量不能过关，而是有更高的期许，我从他的苛刻要求里读出的是“你是教授啊，要按照正教授而不是一般博士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你不能只满足取得博士学位，你应该借此机会努力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开辟一个新领域，要志存高远，设法创出一个新学派。”所以我没有气馁和放弃，而是更加努力。心里想着，一定不能辜负李老师的期望。他毫不留情的苛刻要求，逼出了我的潜力；逼着我从不习惯、不熟悉的角度，从以前没有的高度和深度来思考问题；逼着我在一般技术层面漂亮的基础上力图有些哲学的思考。因为第一章的严格，后面章节的写作，李老师也没有再提要求。我在写作过程中基本上没有耽误进度，并且能自觉以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

在他老人家2009年患病后，我的师姐（按年龄与本科年份是学妹）王凤彬教授帮忙继续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写作。王老师建议先按照原先的思路继续完成初稿。初稿完成后，在王老师指导下，我又修改了三遍。王老师的耐心、效率、精力、认真、责任心和无私让我感动，王老师的学术洞察力和功力让我敬佩！看来，学术精进、师德高尚、治学严谨，也是李老师师门的特点。

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积累过的东西，我没有随手扔掉，而是认真整理，竟然在一年半内完成了两篇博士论文。第一篇26万字作为正式博士论文参加盲审、答辩，第二篇25万字作为备用。后者补充内容后达46万字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结项报告于2012年9月顺利结项，并且于2015年12月以《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有效性》为题正式出版。第一篇补充、完善达40万字后，于2017年7月以《证券监管效果论》为题正式出版。这本专著的出版，意味着我也创立了一个学派——“证券监管效果学派”。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在核心期刊共发表了二十余篇论文，其中发表在《管理世界》1篇、《中国工业经济》1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另有B类期刊近十篇论文。我后来能晋升为二级教授，被评为北京市教学名师、高校十佳师德标兵、北京市优秀教师，能被学生评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大大学生最喜爱教师”，2015年9月3日能受邀作为高校教师代表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九三胜利日阅兵大典，2018年2月14日能作为北京市教育系统的代表（高校4人、中小学各1人、区县教育管理部门2人，共8位），受邀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培养，得益于李占祥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心指导。

李老师敢于严格要求，不仅逼出了我许多超出想象的成果，我也据此得到一些管理上的启示：知道应该严格要求是一回事，敢不敢严格要求是另一回事。严格要求是对的，但一定要考虑被要求者的耐受力和理解力，所谓“因人而异”。如果我的耐挫折能力不强，很可能在这严格的要求下退却了。把这种严格的要求理解成我进步的动力和“爱”，那就发挥了巨大的正面作用。时至今日，我由衷地感谢李老师的苛刻要求。同时，我也感慨，我可能做不到像李老师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博士生。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自2005年起，我就形成了一个习惯，每年一定要和夫人一起在教师节当天和春节前去看望李老师和师母两次，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夫人是医生，她对导师和师母的健康非常关心，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每次拜访都要量量血压，“望闻问切”诊治，查看腿上的病灶，提出用药建议等。以至于后来导师和师母期盼她去家里的程度都超过了我，让我好不“嫉妒”啊。记得有一年春节前我给李老师打电话，汇报要到家里看望，告诉李老师“小李大夫（夫人姓李）最近太忙，年前实在抽不出时间，她让我一个人过来看您和师母”。李老师的回答让我郁闷了许久，他说，“小李大夫如果不能来，你一个人就别来了”。后来聚会，我都要跟李老师“抱怨”一番，这件事儿也成为一个谈资。

李老师的严厉，只出现在论文写作修改过程中。答辩结束后，李老师又恢复了他的本来形象：慈祥！每当去家里看望李老师夫妇，他为我的一点成绩而由衷地开心，每当看到我出版的著作，他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一定要我写几个字说点感想留点纪念。他老人家同时也更关心我的健康。每次都要反复叮嘱我，工作不要太累。当听到我上课太多时，就劝我一定要少上课，因为上课伤气，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身体健康第一。听到像自己父亲一样絮絮叨叨的叮嘱，内心了充满了温情。

每次见到年近九旬的导师和师娘精神矍铄，心里都非常高兴，我为他们晚年的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倍感欣慰。不料想，2017年9月10日晚上跟恩师的见面，竟然是他清醒时的最后一面。遗憾，人生有太多的遗憾。

李老师的严格，是我学术生涯的宝贵财富。恩师的教诲，刻骨铭心，李老师的恩情，永生难忘！

李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