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荣霖：与祖国共风雨，与时代同前行

先生小传

邓荣霖，男，1937年出生，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留校任教，1970年调至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1979年调回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工业经济系主任，兼任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理事、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经济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顾问等。邓荣霖先生亲身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辉煌历程，既是这段时期我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的亲历者，也是积极参与者。他亲眼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中国企业管理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是我国公司治理理论和组织制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从走路到坐船到火车，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1937年，邓荣霖出生于福建长乐，1949年毕业于福建邵武市拿口小学。由于抗日战争，直到1951年才进入邵武市第一中学继续学业，1957年作为第一批应届高中毕业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小时候，邓荣霖要走几十里山路去上小学；初中时，他坐船去邵武一中学习；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后，宁夏铁路刚刚建成，长江大桥几年后通车，邓荣霖亲身体验着中国的交通越来越便利，工业水平越来越高。

因为国家的号召和发展工业化的需要，邓荣霖坚定地选择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想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添砖加瓦。因为亲历了工业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他更渴望自己也成为建设中国的一份子，响应工业化的时代号召。事实证明，邓荣霖后来确实立于时代的潮头。

“我服从国家的分配，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961年邓荣霖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不同于其他同学追求进入工业部大展拳脚，他服从国家的安排，留在了学校，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他明白，国家在发展起步，需要更多的经济人才。邓荣霖甘愿化作春泥，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优秀的建设人才。他给全国各地工厂的厂长、车间主任、班组长授课，将理论应用到工厂管理实践中，清除建设过程中的障碍。

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停办，邓荣霖接受分配，前往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作。在市委研究室工作期间，他并未放松管理学的研究，反而是利用这一机会深入各个企业工厂进行实地调研，在实践中推动管理学理论的发展。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尽管原工作单位北京市委研究室希望挽留他，邓荣霖还是毅然决然地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并积极响应外派学者考察项目，作为首批外访学者之一前往南斯拉夫大学进修。南斯拉夫较早地进行了经济改革，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和企业管理理论，经济发展繁荣。邓荣霖先生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南斯拉夫当时家家户户都有汽车。”他深感中国经济发展的落后，下定决心要把南斯拉夫的先进企业管理理念带回中国，推动中国经济管理观念的进步和经济实践的发展。1982年邓荣霖回国后，借鉴了南斯拉夫的发展经验，开设了国内首个“公司理论与实务”课程，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1987年，他还撰写了《南斯拉夫工业经济管理学》，为国家经济管理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建议。

无论是求学、从教还是出国进修，邓荣霖人生中的每一个关键决策都是急国家之所需，想国家之所想，国家需要什么他就去做什么，真正做到心中无我、一心为国。

“法律能规范公司企业的行为，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

彼时的中国，“企业”“公司”的概念刚刚兴起，对于企业的运营规范、哪些行为可为哪些不可为、出现错误后由谁承担责任等问题，都还处于模糊阶段，企业的运作可谓是摸着石头过河。邓荣霖参与了最早的《公司法》制定的讨论，并坚定地支持该法案的制定。邓荣霖认为：“法律能规范公司企业的行为，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公司法》的制定过程，并及时地提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在1993年，第一部《公司法》得以颁布实施。这部法律对于确定公司的市场主体法律地位、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均具有深远意义。邓荣霖还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法律也要不断地调整变化。”他不仅直接参与了中国第一部《公司法》的草案制定，而且始终关注该法案的后续修订。“公司法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挥它在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作用，怎么样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就鼓励怎样做。法律的制定，应该符合实践的要求，不断地发展。当下社会变化迅速，时代在进步在发展，包括技术的发展、管理的发展、思维的发展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这些都需要在法律当中体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

“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住现实检验”

回顾自己的管理学理论和实践，邓荣霖总结出了“四个结合”的治学格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内和国际相结合，原理和个案相结合。”这“四个结合”是邓荣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邓荣霖在人民大学毕业后从事教学工作期间，他的教学对象不仅包括在校学生,还有实际参与工厂管理的厂长、经理等。通过教学活动，他深入了解了中国工厂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实际情况，对企业管理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邓荣霖利用在北京市委研究室的工作机会，深入北京市各大工厂进行调研，了解国有工厂的实际运营管理，思考自己所学的企业管理理论应该如何适应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从最初开始，邓荣霖的研究就始终植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土壤之中，他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02年邓荣霖出版个人专著《论公司》，2011年发表个人专著《企业论》，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整理了他的管理学论述，出版了《论管理》。这三本书被誉为“邓三论”，是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石。其中有些文章发表日期距今已经有十几年，但仍然具有参考意义。2018年，80岁高龄的邓荣霖还出席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针对新时代中国企业管理发表意见，总结回顾了中国企业管理的40年变革，指出要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走下去。邓荣霖说：“一个人一辈子做的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住现实检验，这样才有指导意义。”

从“一五”计划的末期到改革开放时期，邓荣霖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管理模式从全盘借鉴苏联模式到形成中国特色管理的过程。从工厂管理到国有企业改制，再到现代化企业管理，邓荣霖都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这些关键历史阶段的发展。作为学者，他立足于中国企业管理的实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作为教师，他鞠躬尽瘁，积极推动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学科的建设，打造独具特色的学科优势，致力于培养国家需要的建设人才。作为党员，他坚守初心与使命，力求无愧于心，为强国复兴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我们应以邓荣霖先生为榜样，牢记他提出的“四个结合”的治学格言，努力为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特别鸣谢：刘一凡 马致远 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