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克鉴：用全要素生产率方法评价对外开放的成就和规划对外开放的未来

党的十九大鲜明地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理念，指出全面开放是促进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基本途径。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质量是效率的宏观度量，效率则是质量表现的微观基础，实现质量和效率变革又迫切需要从根本上转变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而这些都离不开全面开放。

5月17日，“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8——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邀请全国经济学各领域有着开创性贡献和当下最为活跃的学者参会，共同总结和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辉煌成就以及当前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同时进一步推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贸易经济系谷克鉴教授以特邀嘉宾身份与会,并在“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主题论坛中做主题发言。

谷克鉴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无论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还是我们个人经历、学术生涯都经历了深刻变化。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学的研究者，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40年的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回望我国四十年经济发展与增长历程，改革开放毫无争议地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国家的经济增长，产业与经济结构的变革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就了全球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

“但用何种方法评价改革开放成就，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谷克鉴认为，“过去总结改革开放经验和评价改革开放作用，往往关注的是其利用我国劳动力和国外资金与技术提供要素利用率，以及基于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核算模型测算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三驾马车’的作用。但这些观察和评价尚停留在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是不全面的。目前，改革开放在质量层面提升我国经济效率的作用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我们应当从效率、从质量、从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这个视角来评价改革开放的功能。”

基于此，谷克鉴等在2016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的论文中提到，“为什么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一个倒U型结构？这就说明不能简单用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中的数量指标来评价改革开放，因为到了某一个节点上，仅仅贸易规模和净出口等数量测度指标不能完全解释和说明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承担的功能，这也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谷克鉴认为，通过建立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继续提高要素利用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既要进一步深入开掘参与国际分工主要是出口提供的贸易利得进而提升效率，又要充分利用进口带来产品多样化增进消费者和国民福利、进口竞争激励产生效率改进和全球竞争中企业自我选择形成的生产率提高等新型的贸易利得，并将这些效率提升的潜在开放红利扩展至投资、服务等领域。因此，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应当重视对外开放的效率提升功能。

谷克鉴提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最近提出了更好贸易的几个构成要素，第一是更多的服务贸易，第二是更高的生产率，第三是更大的包容性。谷克鉴表示，“包容性是国际贸易的普遍形式，是评价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传统视角，包容就是鼓励开放，鼓励国际分工；更多的服务贸易，则是我们已经意识到整个国际贸易结构正在发生的变化。”

“至于更高的生产率，这是规划未来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谷克鉴强调，对于生产率而言，这几个构成要素或许是有矛盾的，“比如在服务贸易中，并非所有的服务业部门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便是劳动生产率也难以提高。例如，目前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出现了所谓的‘生产力之谜’，经济学家分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服务部门特别是传统服务业占比在增长。”谷克鉴解释道，服务业有两个部门，即数字经济等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他们对服务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带来的变化可能是相反的，“数字经济能够提高服务部门的生产率，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生产率普遍提升就是一例，但传统服务业部门却可能带来生产率的下降。”

谷克鉴认为，规划未来对外开放的质量功能需要着眼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和提升，全面和综合考察技术、资本、规模经济、体制与政策等诸生产要素对经济效率和质量改进的多种贡献，而不仅仅是单一生产要素生产率、传统的是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技术替代劳动浪潮方兴未艾，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因为前者的变化可能会和全要素生产指标的变化不一致。目前，几种主流的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得出的计量分析结果差别非常大，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实际，在生产经济学包括生产、变换、成本、收入和利润函数理论，以及生产率与效率测度、指数与生产率测度、数据与测度和具体估计方法等领域推进相关研究。所以，如何切实找到能够全面且合理的评价对外开放经济增长功能的科学方法，需要我们在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上，继续下很大的功夫，这也是今天我想说明的一个最核心的、基本的观点。”

谷克鉴还谈到，过去讲生产率的提升，往往关注的是企业的活力和市场机制，这是我们需要继续坚守的，也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且现在国际经济学的新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方法，用以研究贸易和对外开放如何激发竞争效益以促进生产率提升。“我们还要注意到，过去通常认为，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宏观经济政策只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等实现社会公平的功能，但是加强政策设计也可以起到提升生产率的作用，而且还会避免直接的生产和研发补贴引发国际争议，如：税收政策调整的目的在于激励中产阶层的收入、改善技能和激励创新的教育投资就有可能带来生产率提升的长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