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英：我们为什么着迷社会企业

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王建英。

从2017年开始，人大商学院的十多位老师发起合作，调研了国内十多家社会企业，在70多小时的现场调研基础上，结合人大商学院对社会企业界定理论框架的研究成果，出版了《社会企业家精神》一书，从管理和创新的视角，仔细刻画了中国社会企业的面貌和社会企业家们的实践。通过“社会企业家进人大”系列讲座和即将在MBA中开设的社会企业创新课程，人大商学院越来越多的老师参与跟踪社会企业实践和相关的研究、教学。

在我国过去40年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和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价值的创造上。在今天，如何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成为我们国家上上下下共同的话题。这种和谐，即包括维护所有人尊严的社会和谐，也包括重新审视人与环境关系的自然和谐。与过去不同的是，对于这个话题，人们不再仅限于讨论，而是积极参与和行动。企业更多地关注它们作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政府更多地思考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两类传统机构之外，我国公民意识崛起形成的社会力量，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他们通过社会创新，带动社会资源投入与和谐包容相关的各个领域问题的解决上，这就是近些年呈现出燎原之势发展的中国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不是采用传统的施予方式，被动解决社会问题导致的后果。社会企业的创新，是将解决问题的机构、解决问题的人和被解决的问题放在一起，从管理学、社会学甚至政治学的角度进行跨领域的实践和探索。他们着力聚焦社会问题本身，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去探究问题的根源，解决问题的社会机制。他们投入资金和人力，借鉴商业的运营效率，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社会和政策进行相关改善。

它们采用的解决问题的模式多种多样。它们触达社会融合的各个领域，例如通过提供贫困地区早期教育服务和产品，提升贫困儿童的基础素质；通过构建乡村田园综合体，引导知识、文化、人力资源回流，回复乡村生态；通过二手衣物循环自我造血，用文化和艺术凝聚新工人力量，提升社会各阶层平等对话的可能性；建立洗车中心、黑暗对话中心等，创造残障人士平等服务社会的机会，在面对面中消除偏见。它们触达自然和谐的各个领域，例如构建自然保护与原著民之间的良性利益循环；回收人类废弃物重新制造高附加值产品；研究和提供更为环境友好的生产资料等等。

社会企业采用的管理，正是人大商学院一直以来所推崇和追求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对管理的根本理解——那就是强调人的尊严，强调组织的社会责任，强调社会成员共识基础上的包容发展。我们对社会企业界定的重要一条，就是社会企业对社会使命的坚持，它们为实现这个使命而进行的整个组织、流程，必须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进行均衡考量和保护，这些利益相关方，即包括所有的人，也包括良俗和环境。

中国社会企业所表现出的创新和管理的特殊性，使之在过去企业和政府不可为的领域而为之，让人大商学院的老师们为之着迷。比如以下10个方面的问题：

1.什么因素可以解释人们为何建立社会企业，以及社会企业早期发展的成败；

2.社会企业的伦理问题和由于社会属性带来的风险问题；

3.社会企业在实施传统策略（例如修辞策略和拼凑策略）时与商业企业的差异；

4.社会创业如何克服早期资源不足的限制；

5.社会企业如何有效建立组织身份和社会身份；

6.“创业热情”在社会企业发展不同阶段中的正面和负面作用；

7.“同情心”对社会企业早期发展成败的作用；

8.如何处理社会使命和商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持续发展；

9.社会企业业务多元化的策略；

10.“使命漂移”的原因、机制和对社会企业绩效的影响等等。

目前在国际研究上，这些也是具有挑战性、等待回答的问题。

我们自认为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些新的实践和挑战进行跟踪和研究，将社会企业的创业、创新、管理、解决问题的机制经验教训进行梳理和传播，这也是我们作为商学院教师自身的社会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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