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5-17
近年来，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对远程沟通方式接受程度的上升，上市公司越来越普遍地采用远程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根据我们对沪深300 公司的统计，远程通讯会议在所有董事会会议中的占比从2006年的32%上升到2019 年的70%。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框架中的核心组织机构，不同的董事会会议形式是否会影响董事履职，从而带来不同的治理效果呢？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财务与金融系姜付秀教授及其合作者在“Remote Board Meetings and Board Monitoring Effectiveness: Evidence from China”一文中研究了董事会会议形式对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影响。
董事会会议形式主要包括现场会议和远程通讯会议（主要指以视频、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召开的会议）。在现场会议中，参会者能够同时接收和输出大量的多种形式的信息，进行直接和及时的沟通，从而有助于进行情感交流。然而，现场会议的参会者也会通过多种视觉和听觉信号，如面部表情、语调、肢体语言、身体姿势和手势等，轻易观察到他人的社会背景信息和所持态度，往往更容易受到社会阶层压力和从众心理的影响，从而难以做出客观判断和发表不同意见。此外，现场会议往往涉及更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相比之下，在通讯会议中，与会者无需面对面讨论会议议程。由于隔绝了部分社会背景信息，降低了参会者接触的维度，通讯会议能够促进参会者进行更平等的交流，更不易受到他人观点的影响，促使参会者更为客观地参与讨论和决策。同时，通讯会议能极大节省参会者的参会时间和参会成本，有助于克服参会者在时间和距离方面的限制，保证其会议参与度。因此，董事会远程会议有助于保证董事参会率以及真正用于审阅议案的时间，促使董事平等地参与讨论和决策，真实客观地表达对会议议案的观点，做出独立客观的决策，提升监督能力和监督意愿，从而提高董事会的监督有效性。
论文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开会数据，研究发现，与现场会议相比，在远程通讯会议中，独立董事参会率更高，独立董事对监督相关议案投出反对票的概率更高，CEO离职业绩敏感性更高，关联并购的绩效更高。同时，本文还研究了董事会会议形式的影响因素，发现议案的紧迫性和董事对便利程度的诉求是公司以远程通讯形式召开董事会会议的主要原因。由于以邮件和传真方式召开的会议并未提供董事间实时交流的场景，当剔除这类远程会议，仅将以视频和电话方式召开的远程会议与现场会议进行比较时，以上结果保持不变。议案-董事层面的分析进一步表明，远程会议减弱了处于首届任期的年轻独董和有社会关系的独董所面临的从众压力，促使他们更容易投出反对票。这些结果表明，远程通讯的董事会会议形式促进了董事之间的地位平等，减轻了他们的从众压力，从而提升了董事会监督有效性。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本文拓展了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相关文献，丰富了公司治理理论。尽管许多国家允许以远程方式召开董事会会议，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数据可以用来研究远程会议和现场会议监督有效性的差异。本文利用手工收集的数据，第一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董事会会议形式是影响董事会监督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本文拓展了关于面对面和远程沟通形式的研究，丰富了组织行为学和沟通媒介相关理论。现有研究大多采用实验或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探索这一问题，本文第一次使用了董事、会议、议案和公司层面的大样本数据来检验不同沟通媒介的差异，表明远程沟通形式有助于减弱社会地位等级和从众压力的影响。此外，本研究对于政府部门合理引导董事会开会方式，对于公司选择合适的会议形式，对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公司行为，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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