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2-03
“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从建国后中国人民大学的命名、组建，到改革开放后作为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迎来高速发展，再到新时代努力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中国人民大学始终承载着国家重大责任和使命，致力于为党和国家培养合格、可靠的接班人。”
谈到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易靖韬院长如数家珍，这来自于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深厚渊源。易靖韬于1997年就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专业，2007年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归祖国、回到母校任教。
“能够在中国人民大学这样一所高等学府读书，能够赶上中国人民大学在新时代这么好的发展契机，能够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成长，是一件幸运的事。我也愿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平台上，奉献我一生的心血和精力。”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院长，易靖韬的奉献便是为企业和政府机关培养专业的经济管理人才、为中国的高校培养师资、为政府决策和企业发展进言献策，为商学院“贡献中国管理智慧，培养全球领袖人才”，努力“成为最懂中国管理的世界一流商学院”贡献力量。
实施“三角形”战略，服务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以此为要求，商学院提出学科建设的“三角形”战略，也被称作“三条腿”战略，培养担当时代责任和使命的商科人才。
其中，第一项战略是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工商管理知识体系。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工商管理学科是其中的重要板块，商学院也自觉承担起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
“回顾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会发现它最早是向西方学习，之后慢慢转向服务中国的本土实践，进而涌现出基于本土实践的理论和案例，这为新时代思考和重塑工商管理知识体系、服务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和企业实践提供了良好牵引。”
易靖韬在教学和科研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西方的管理理论在指导中国的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因此，作为学者应该努力提炼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境、符合中国实践发展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我相信理论的涌现都需要一定的时代机遇，而我们这一代人恰恰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时代机遇：在若干领域，尤其是在数字时代涌现出了一些全球标杆的企业实践，这为我们提炼出一般的管理洞察和管理见解、形成对于世界管理学界的知识贡献，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典型案例。”
第二项战略是要促进数字时代的管理理论创新。易靖韬认为，数字化浪潮汹涌澎湃，前几年数字化实践对传统的企业管理产生了很多颠覆性的影响，也让许多岗位面临着较大挑战。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ChatGPT的出现，数字化浪潮又推向了新一轮高潮，企业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许多岗位甚至行业都有可能倾覆。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需要管理学界拿出适应数字时代的管理知识，形成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也要以此为契机，对数字时代抛出的一系列管理问题做出回应，对企业转型升级中面临的困难提供指导和帮助。
“三角形”战略的第三个方面是服务实践，通过对企业发展的规律进行识别和提炼，助力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
在过去，中国人民大学有着不少类似的经验。1995年，在华为建设企业文化的关键时期，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三位教授，以及其他兄弟学院的三位教授共同组成“智囊团”，帮助企业进行问题咨询和诊断。他们起草的《华为基本法》，帮助华为完成了从粗放式成长到制度化增长的转变，伴随和见证了华为未来20年的成长与发展，这六位教授也被称为“华为六君子”。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需要终身陪跑，需要全生命周期的陪伴。因此，要想在真正意义上服务于国家的世界一流企业，就要构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扎根中国本土的小型企业一路陪跑，解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帮助企业完成从0到1、从1到N的关键跨越。”
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往往有规律可循，商学院所要做的就是积极投身实践，终身陪伴优质企业的成长，总结和提炼出世界一流企业的成长规律，高质量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希望未来能够看到一批又一批像华为这样的世界一流企业在中国本土涌现出来，这是我们作为学者最期待看到的，也是整个商学院的使命所在。”
从1.0到3.0，在挑战中不断求索
易靖韬认为，中国的商科教育始终在挑战中徐徐前进，实现了从1.0到2.0的跃迁，进而向3.0转型升级。
商科教育的1.0时期强调学理性，注重以学者型思维、象牙塔式的抽象思维训练引领商科教育的发展。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早期商科教育提出的理论模型、逻辑推理等科学的研究范式，对商科知识体系的建构具有很强的助推作用，增强了商科教育和商科管理的科学性内涵。但是，在追求科学性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导致“商学院的教授已经远离实践”。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商科管理和教育实际上是落后于实践的。商科教育与其他的学校教育不同，它需要真正服务于企业家，服务于鲜活的企业实践。如果商科教育指导不了实践，就不会有那么多企业家对商科教育建立起信仰。因此，商科教育开始从象牙塔走向广泛的实践，形成案例教学法、情境式教学、翻转课堂等创新的教育方法和实验。”
由此，商科教育开始服务于实践，实现了与企业家的关联，完成由1.0走向2.0的跃迁，而3.0阶段则需要商科教育面向新兴技术，关注技术的变革。
技术变化为商科教育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企业家或许不需要在教室里听讲、学习知识，就能够通过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手段获得知识，能够通过大模型计算找到困惑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那么，企业家进入课堂的必要性就存疑。
对此，易靖韬提出，“要加强硬核式教育，加强理科、人工智能等偏技术背景的训练，使未来的企业家不仅能够进行高质量的管理，还能够驾驭技术的变化。如果管理者自身的技术素养不充足，那么他在引领企业变革、顺应技术变化的时候，很可能会缺乏信心。”
未来的商科教育，就是要以“管理+技术”的模式，全面升级商科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提升管理者应对技术变化的信心。
易靖韬认为，商科教育的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需要重点把握两个特质。一是技术特质，也就是驾驭好新技术的发展变化；二是合规意识，指的是顺应和响应外部政策层面的变化，把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理解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见解，找到当下属于企业的最优生存方式。
“商科教育进入3.0发展阶段，其内核就是高质量。”
关注全球性宏观议题，走可持续发展新路
全球性的宏观议题是易靖韬一直以来研究和关注的重点。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近几年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这些“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往往会成为全球企业所共同面临的宏观挑战。商学院和管理学者的使命，就是在全球性的宏观挑战中，找到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易靖韬指出，企业需要关注的第一个宏大议题是“双碳”战略与绿色可持续发展。这要求企业家和管理者具有绿色思维与意识，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践行绿色管理、绿色生产、绿色金融等理念。
第二个宏大议题就是“黑天鹅”和“灰犀牛”等不确定性冲击。企业需要具有应对高不确定性的预案和能力，在面临负面冲击、深陷困难泥沼时，需要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应对方案。
“我最近在研究企业战略节奏的问题，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环境下，企业应当采取的战略节奏是不同的。一些行业需要采取快步迭代的战略，以快打慢、唯快不破；另一些企业则需要稳步前进，因为一旦决策方向出现重大偏差，带来的损失将很难弥补。变频战略则要求企业在该快的时候快，在该慢的时候冷静思考，制定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既让自己在短期内活下来，又能够在中长期抓住机遇。”
第三个议题在于贫困阶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脱贫攻坚的重大胜利，为世界、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解决贫困问题的中国方案。在消除绝对贫困后，如何赋能中小企业家，帮助个体户、小农户的成长，也是企业需要关注的时代话题。
“宏大议题背后所反应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将会成为未来若干年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商科教育需要适应和涵盖这些宏大议题，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传递给企业家和管理者们。”
针对“双碳”战略，商学院设置了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相关的课程，帮助中小农户应对经济问题。在易靖韬看来，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也是商科教育面临的重要使命。未来，商学院还将继续努力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等重大议题在实践层面的落地。
从国际合作到校企合作，开放互助乃是商学本色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提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全球战略，通过“一个中心、五大平台、若干个高端双学位项目”，形成覆盖全球、中西互鉴的良好氛围。
“一个中心”是指学院计划在美国建立海外研究中心，使研究的触角延伸到海外，一方面在美国本土讲好中国企业家的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另一方面承载和研究中美共同面临的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建立海外研究中心，支撑商学院的国际交流、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
“五大平台”是指通过国际顶级的五个商科交流平台，发挥商学院参与全球商科教育治理的作用。一是“GNAM”，即耶鲁大学发起的全球高端商学院联盟，能够开展学术交流、科学研究，以及学生交换课程等；二是“SIGMA”，主要覆盖东南亚国家；三是AACSB，即美国商学院的资格认证质量保证体系评估平台；四是EQUIS，即欧洲商学院质量保障体系评估平台；五是GMAC，能够与世界顶尖商学院开展深入、多层面的战略合作。
商学院也通过全球布局的硕士、博士双学位项目，为全球商科人才培养贡献力量。当前，学院与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知名大学联合设立了9个MBA双学位项目，与美国华盛顿大学、意大利路易斯大学探索创新“中美意三学位项目”，同时与新加坡管理大学、美国马里兰大学探索合作设立双博士学位项目。
“通过这些双学位项目，学生能够进入国际舞台上参与培养和竞争，成为世界级的优秀人才。我们希望培养出更多高端人才，服务于中国的实践、服务于世界的实践。”
除了与海外机构、高校开展国际化合作，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也积极拓展校企合作的方式和路径。易靖韬认为，校企合作不能仅仅只关注一个项目、一个课题、一个“点”，而是应该“有重点地服务于未来真正可以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标的企业。”
“我们希望在校友企业中，筛选一些比较优质的、符合国家重大战略发展方向的、符合世界技术发展趋势的企业，组建起包含教授和年轻教师的团队，长周期扎根于企业，进行全生命周期陪跑。在伴随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形成理论洞察，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同时帮助企业解决关键的战略问题。”
易靖韬用“共生关系”来描述商学院和学者与企业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长期协作、互相协同的关系，能够共同促进企业跨越不同生命周期，跃迁成为世界一流企业。在易靖韬看来，“世界一流企业”不仅包括科技实力强劲的大型企业，还包括专精特新的“独角兽”企业，以及能够解决“卡脖子”问题、服务重大科技攻关的企业。
“马利克曲线”常被用于探讨企业转型创新发展的路径问题，其中的第一条曲线是企业的原有业务根基，第二条曲线是创新业务，第三条曲线是二者的拟合状态。易靖韬指出，许多企业难以完成从第一条曲线到第二条曲线的跃迁，就是在面对技术变化和环境变化时，没有及时调整战略定位，这就需要管理学者为企业做好问题攻关。
如果企业能够在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从第一条曲线向第二条曲线乃至第三条曲线的跃迁，它很可能就会成为跨越产业周期的企业。“把助力世界一流企业成长的举措落到实处”，是易靖韬一直以来的愿景，也是商学院的时代使命。
尊重人才成长规律，打造卓越师资团队
作为管理和研究“双肩挑”的商学院院长，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中做出高质量的实践管理和科学研究，易靖韬的“秘诀”在于，把精力集中在“最关键的环节、最关键的问题”上。
在易靖韬看来，管理工作与科研工作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丰富的管理实践也是学术研究的沃土，为科研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另一方面，研究科学问题时的收获，也能够帮助他更好地应对管理中的战略性问题。
“比如说，我2019年在国际商务顶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写的是‘生态系统竞争优势’，就是基于中国丰富的数字平台企业的实践，它们放在全球来看也具有标杆意义。我的许多原创性的想法，都是起源于对企业实践的深刻洞察力。”
易靖韬对实践的洞察不仅来自于对企业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更来自于在学院担任院长的管理实践。
如今，许多高校用科研成果的单一标准来考察教师，使一些老师忽视了学生培养、社会服务的重要性。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提出了长期主义、六边形人才战略，用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方式，自主培养高水平师资队伍。
“长期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关注老师长周期的发展。一些科研成果不是一两年能做出来的，比较大的科研成果可能需要‘十年磨一剑’，因此我们会给老师足够长的时间和容错的空间，让老师们真正关注值得做的研究项目。”
与长期主义相配套，商学院的教师考核也不再是关注科研的单一维度，而是从立德树人、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社会服务、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多个方面，全方位评估教师的贡献。在任何一个维度做出卓越贡献，都可以被认定为考核符合要求。因此，老师们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做自己擅长的事，实现对学院贡献的最大化。
为配合政策的落地实施，易靖韬还提出“变轨”制度安排。对于在科研道路上“跑得比较累”的老师，可以把科研从高速轨道切换到中速轨道，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或立德树人方面做出更多贡献，让每个老师各尽其才，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我们希望开辟一个全新的青年教师成长的制度环境，真正注重对人才的理解和包容，让老师们在宽松的环境中开展高质量的研究。”
如今，中国商科教育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亟需用符合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践发展的学科体系来牵引商科教育前进的方向。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让中国大学在世界舞台上百花齐放、做出属于中国管理学界的知识贡献，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和企业家所共同面临的使命和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也期待与广大企业实践者、管理学者和同学们一起，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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