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杜：说疫情讲管理——“三化一果”

美国的新冠疫情依然在爆发，3月30日已突破十四万病例。管理很难！看来号称管理学很牛的美国人，也没能很好地管理疫情。

有人常说，没有量化就没有管理。我认为，没有分类就没有管理。试想，没有分类，哪来的量化？做管理，首先是类化，然后才是量化。类化错了，量化就是一团乱麻和无价值的数据，固化的规定和措施就不得当，结果就是失败的。这就是本文要讲的“三化一果”：先类化，再量化，后固化，追结果。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为案例，来看看我们是“如何分类？如何量化？如何定规则？如何行动？”的管理过程。

01 毛泽东分类法

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他的思维超常人。他经常思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种分类问题，写出来诸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等辉煌之文章。领导思考问题首先是分类，而不要太量化，有个大致比例数就成，以免被枝梢末节所困。

类化可以让领导掌握格局、规律和趋势，明白问题之间的重大关系，就能明确决策的大致方向。美国在这次疫情中老盯着中国，不盯着病毒，就是把敌人的分类搞错了，延误了不少宝贵时间。

毛泽东的分类方法丰富且精妙，不去展开说了，请大家去看书，去体会。

02 找出(A)类人

阻击疫情，截断传染链至关重要！人传人这条传染链应该如何分类？纯粹的研究者喜欢找“零号”病人，追踪传染源，做管理当领导则应该是找(A)类人，截断传染链。

流行病学研究者将人群分为易感人群 (S)、暴露人群 (E)、有传染性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群(A)、有传染性有症状人群 (I)、确诊住院人群 (H) 和康复人群 (R)共六类。

于是领导要判断，这六类人群中，哪一类是关键人群。很明显，传染中的关键人群是(A)——有传染性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群，和(I)——有传染性有症状人群这两类。因为这是模糊的、最不容易控制的传染源。传染中的关键人群和治疗中的关键人群——危重症，重症是不同角度。

根据这个分类和判断，截断传染链的决策行动就是隔离观察。

但是，类化方法中有个难点。我把它称为杨杜定律：要分类，就一定有分不清类的。我们可以在概念上有这个人群，但我们在现实中看不到这个人群。这里分不清类的，就是(A)——有传染性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我们看得见人，看不见病毒，但人和病毒又是合体的。我们恐惧的就是这类人群。人说无知者无畏，但对瘟疫不是如此，无知才有恐惧！

这(A)类人的传染率是多少？这就要量化。有研究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染率在3.8（英美专家观点）到6.4（中国专家观点）之间，这也太恐怖了！我们鸵鸟一点，病毒也懒惰一点，就按3来算吧！1：3：9：27：81：243：729：2187：6561：19683：59049，假如这(A)类人天天往外跑，只要两、三个星期可能就传染到这个人数了！这就是目前纽约和全球吓人的新增传染人数。

03 隔离措施分类

怎么才能控制住这(A)类人的传染？就要看采取什么隔离措施了。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隔离措施的分类。我们可能采取的隔离措施有多少类呢？从空间角度，大到小可有五类：封国，封省，封城，封区，封社区。

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历史吧。1-2月份时有英美专家说：单独的隔离封锁举措无法阻止病毒传播，即使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对武汉采取 99％的隔离举措，也无法使疫情传播减少三分之一。所以他们预测到2月4日武汉将有 19 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其实他们想的是错的：因为他们一不是领导者，没权力调动组织资源达到100%的隔离；更重要的是，他们讲到了隔离举措，但没有具体讨论隔离举措的类别或级别。

领导者怎么做的和怎么调整的？最开始的决定是封省、封城，把湖北省和武汉市封了，但是效果不明显。于是提升到封区，停止公共交通，特别是严格到封社区，人和人彻底隔离，终于见效了。但这种“见效”的措施，却让呼喊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人“见笑”了！

和中国不同，美国一上来就是封国，禁止中国人去美国，结果如何？不封自己封别人，以为这就万事大吉，解决问题了，结果是浪费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现在的纽约，感染者50000余人，也还是依靠不严格的、靠个人自主性的所谓“封城”。意大利等国也是如此，意大利第一时间就和中国断航，但这解决不了其自己国内的传染链问题。

美国、意大利主观断定病毒是从中国来的，其实你那地方早就有！人的意识具有盲区，只要你的意识聚焦在隔岸观火，就注意不到自己家里的暗火蔓延。你把人当敌人，就看不见病毒这个真正的敌人！

病毒不认国籍，不认种族，不认肤色，只认人。所以，你要封的是人的移动，不是中国人的移动！你需要封到社区层次，但是你只封国家范围。类化错，量化错，规定错，结果可想而知。

04 确诊方法分类

确诊新冠肺炎有四类方法：一是核酸检验，属生物医学，二是CT扫描，属影像医学，三是临床诊断，属临床医学，四是行程调查，属流行病学史。从科学性高低排序，核酸检验最高，CT扫描第二，临床诊断第三，流行病学史第四。

由于美国错误地把中国当做疫情源头，于是把“是否去过中国”这个流行病学史标准，当成了唯一检测标准，而不去检查美国国内那些被错当流感的病人。

美国是因为“意识形态障碍”用错了标准，是因为知道早晚要暴露急需甩锅，才让中国疫情先行爆发。美国曾经弄了一些核酸检验试剂盒，一个月后才说那些盒子不合格不检测，就没病，让中国的疫情先飞一会儿。

而中国在疫情初期，也是因为过于关注流行病学史标准，将目光集中在华南海鲜市场，把同时满足4条“临床表现”，再满足“流行病学史”4条之一，才会被纳入《入排标准》。确诊标准过于严格影响了早发现、早隔离和早收治。不过，中国后来调整比较迅速——1月8日确定新冠，23日武汉封城，这么重大的决策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中国1月3日就通告美国，可美国到3月初都没检测多少人，整整把疫情闷了两个月。结果是疫情闷住了，病毒没闷住，只要检测，必然爆仓。

05 隔离人数量化

即使封到社区，也只是个空间大小概念，不是人数的量化指标。到底把人群单位划小到几人，就能彻底截断传染链了呢？

我们再看看研究者算的传染率，按3.0算：1：3：9：27。到27人就很难控制了，3和9是截断的关键节点！诸位试想，3个人、9个人是什么单位？不就大概是3口之家到9口大家族吗？因此，封社区的本质是控制超越小家庭和大家庭范围的人员聚集和交流，这才能控制住前面所说的“最关键的(A)——有传染性但尚未出现症状的人群。

法国疫情早期禁止1000人以上聚集的规定，基本是无效的，后来又降到100人以上，其实100人也没用！美国加州先是规定禁止250人以上，但很多“二百五”依然出来聚集。3月14日美国全境才开始禁止50人以上集会，隔了两天16日又改为禁止10人以上，这就有些对头了。按照3.8的传染率，10人以上聚会就不应该，再严格些，就应该是禁止3、5成群。

但是，规定上禁是禁了，但问题还有人们听不听，自律不自律！所以，只有“严格过度”才能达到效果！在没有方舱医院的时候，我们采取的还是非常占用资源的“1人1房间”的隔离措施呢！从传染病的发展规律看，人永远跟不上疫情发展的步伐，你只有做到“让人们认为过度反应”了，不少人批评你，才能跟得上。做领导要有担当，负责任的。但是，如果你的政府的目的是为了闷住疫情，就会想办法不检测，少公布，也就不可能对自己人“严格规定”，更别说“过度反应”的单人隔离，全民停摆。

06 中国人的特色

我们中国人分类做的不错，比如不聚集、不聚餐、不聚会，然后罗列具体事件：不走亲访友、不相互串门、不扎堆聊天，不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人员聚集性（包括不聚集打牌、打麻将、下棋，不聚集跳广场舞、健身操、卡拉OK）等活动。

但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量化，好比炒菜搁酱油“少许”一样，公园里到处竖着牌子，写的是“不聚集，不扎堆”，没说多少人算聚集和扎堆，我们理解是“三为多”。不过，人家海口市给量化了：禁止3人以上的聚集性活动，2人接触时保持1米以上距离——这就是“不聚集，不扎堆”的量化指标。

中国人的特色之一是分类和举例，形象而不量化；特色之二是各地不一样，也有重视量化的地方；特色之三是兼容、兼顾和结合，抗疫情中您听到很多的是不是“中西医结合”？所以，中国人更像管理者，不像研究者。

07 “三化一果”结论

类化是为了正确判断，有了正确判断才能量化准确，量化准确才能边界清晰，然后固化为制度，坚决执行，就会效果明显。中国“抗疫”的胜利大反转，就是这个过程。

先类化，再量化，后固化，追结果！这是研究过程，更是管理过程！但是，如果您认知模式和立场不对，一上来的分类可能就是错的：找错了问题，找错了敌人！

当领导，做管理的，应该端正认知模式和立场，再好好想想这个“三化一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