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实验室 编辑：宣传信息事务办公室 发布时间：2013-10-23
“Peak Time”比赛及芬兰交流总结
□刘凡
此次前往欧洲参加“Peak Time”的全球总决赛及与芬兰诸所著名大学的交流学习，的确让自己打开眼界，从各个层次上体验到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差别。这种差别有其历史和自然的因素，东西方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根据自身的特殊环境衍生出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今世界乃是一个西方国家制定规则的世界，西方世界在许多方面主导着话语权。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融入世界，要达到甚至超越世界最先进水平的确还有许多需要向对方学习的地方。具体来讲，作为一名人大的学生，我更关心的是如何改进我们自身的教学模式，以不断缩短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个问题也是此次欧洲之行过程中我反复思索的一个难题。
我总是坚持，教育乃是一个全社会参与的事业，教育发展的好坏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当然教育的发展情况也受到整个社会大背景的约束。离开了社会背景而来单独谈教育的问题是有所偏颇的。在这个交流过程中，对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点是西方学校里面学生的自主性极强，学生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去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学生的许多想法也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从而付诸实践。我想这一方面体现着西方社会倡导的对人的个性的尊重，更深层次的，这是整个社会对教育的态度，对成功的定义，对人的评价标准决定的。
作为一项知名的国际赛事，谁又能想到“Peak Time”居然只是几个大二的学生组织起来的？西方的学生还在学校里面就拥有了很多的自主性，可以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西方学校的学生组织的活跃程度远胜于中国学校，学生组织真正成为了学生相互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而在中国这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另外西方学生的学习方式是以自学为主，并在学习的过程不断锻炼培养自己的演讲能力和气质的培养，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受用一生的。而中国的教育模式则是灌输式的，课堂不是学生舞台而是教师的，教师通过课堂时间尽量多的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学生的自主性则受到了压制。其结果就是中国学生学会了一大堆的知识，但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它们，等到它们的社会经验丰富到有足够的能力去运用这些知识的时候才发现那些当年花费太多时间学习的知识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偶尔有少数优秀的学生能够做到学以致用，但是大多数时候也只是机械性地运用知识，所谓创新的部分确实少得可怜。而西方的学生培养的是一种可以受用一生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样它们在感觉到知识缺乏的时候是可以快速补充上。两种教育模式的优势劣势一目了然。
于是第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我们认为西方的教育模式对于培养学生来说是更优秀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照搬过来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是我们无法克服的，一个是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第二是整个社会的大背景决定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在中国必然失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任何的资源一旦进行平均之后就少得可怜，教育资源也是一样。以目前中国的教育拨款情况，是不可能做到西方学校那样的程度。让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提供足够的条件让学生能够在自主学习的时候学到想要的知识，比如教师资源、图书馆资源、公共活动和交流学习的场所、对资源相对自由的支配权等等。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式的大学里面是无法想象的。一个是因为中国的大学都是官僚主义盛行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需要层层审批才能实现的，这样极大地影响了效率。同时其他的资源也是远远达不到需求的。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毕竟硬件上面的缺失是可以想办法补救的，至少可以先拿一些学校作为试点。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大的宏观社会环境与这样的教学模式是不想融合的。西方是议会民主社会，中国是一党专制的社会，这样的政治体制导致的结果是，西方社会基本上是开放的，价值是多元化的。相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一元化的，社会是收敛的，最多只能有限地开放。中国人讲求寻根问底，认为任何的事情都必须有一个终极的唯一的答案，这样往往造成注重结果而忽略过程。于是在评估体系里面，中国人主张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结果说明一切。同时，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得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成功是用物质来度量的，金钱、权力、知名度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成功的标准的。当然，中国社会出现过 主张消极遁世的道家思想，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能够成为主流。单一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是有积极作用的，它可以极大地减少选择人才的成本，可以用一个人人都可以理解的符号表示一个人的优秀程度。所以一千多年前发明的科举制度至今依然沿用，功利性成为教育的基本基调。当整个社会都认为结果说明一切，而且全社会都形成统一的价值观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投机心理。于是，我们开始寻求各种达到目的的捷径，各种地下交易、信息不对称开始盛行。于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学生只把学习成绩摆在第一位，因为这是社会认可的成功标准，这决定了自己今后的道路，至于实际的能力有没有培养则是其次。先进的教育模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是行不通的。
写到这里，我自己也陷入了困惑之中。既然我们认可了西方的教育制度更加优秀，可是我们的社会却容不下这样的制度，那未来的路应该如何呢？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具有普遍性的，不仅仅是教育，在许多方面，我们的都存在体制上的弊病，但是在改革的前行路上面对的阻碍实在是太多，有时候甚至是需要冒着违背全社会意愿的风险的。我认为，面对这样的困境，无非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第一，就是从中国的基本情况出发，如果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的社会环境就不应该采用，因为即使强行采用了也不会被社会接受，最终会以失败告终，所以何必浪费精力去折腾，还不如仔细研究自身适度的优缺点，从而想办法在制度内部寻求突破口。
但是，这种思路有两个困境必须面对。第一是，这样做很可能会造成闭门造车的情况。不管多么聪明伟大的民族，若与全世界人民相比较起来都是渺小的，所以闭关锁国绝对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只有融入世界，不断与世界上其他的先进的文化进行交流，才能及时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才不至于在竞争中被淘汰掉。可是，融入全球环境，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共同的沟通语言，制度上需要有相互的可比性。在一个西方社会制定规则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是需要改进，而这就与我们之前提出的根本主张矛盾了。第二个困境时，这样的策略要求这个制度本身是能够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但是实际的情况确实这种制度的自我更新能力很差。专制导致的特权，从而慢慢滋生出一个庞大的寄生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大一方面加重了社会的腐败，也会逐渐封闭整个社会的上升通道和减压阀，最终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只能是社会的解体。所以这样的体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修复的制度，没有强有力的外部力量监督和制衡，仅仅依靠体制内部人物的自我约束，相当于将整个社会的未来寄托在一个十分脆弱的基础之上。所以，这就是一个一元制社会的可怕之处，虽然可以仅仅有条，但是这是一条注定要走向毁灭的道路。
第二条道路，就是全盘西化。既然西方的许多制度是更适合人类发展的，而这种优秀的制度与中国的社会不相符合，只能证明我们社会形态的落后，只能证明我们存在很多的劣根性，所以必须要改，不论前面有多大的障碍。这种观点目前是很有市场的，很多激进的人是很认同的。但是这样的策略同样也有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这个观点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在看待西方的时候，是用学习的眼光去看，所以总是去寻找对方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对方身上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对西方往往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当我们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时候，当然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可是很少有人去想过这个标准本身是有问题的。从常识上我们就知道，不同的环境会有不同的运行法则与之适应。所以，全盘西化的思想太过绝对。我国的社会现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这是长期人与自然博弈、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有其必然性的，如果认为地强行改变，这种违背自然的行为必然会得到很沉重的代价。
第二就是，提出这种观点的人往往太过理想化，根本就无法想象这样做需要付出怎样大的代价。如果说牺牲一代人的利益而能够换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那么惨痛一点的代价也还算是可以接受，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永远不会有完美的体制，世界既然永远是运动的，那么规则必须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而相应改变。我们可以想象，激进的全盘西化，不仅要面对既得利益团体的拼命反对，同时还要改变整个社会中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信念，这样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而有可能造成整个社会的分裂。所以这样的方法肯定也是不可行的。
所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条道路走了，必须在坚持本土化和改革之间取得一定的权衡。事情往往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渐进式的改革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可是这样的权衡如何去把握？涉及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又该如何去权衡？不触及核心的改革岂不全是表面文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说任何一种体制都不可能完美，自建立起来的那一刻起就会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完美，或者说任何一种体制都有他的死穴。可是关键不是在于构建一种完美的体制，而是在于构建一种能够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体制。整个社会是会不断发展的，那么其管理体制必然也需要随之进步，所以一个体制只要能够做到不断地修复，不断化解矛盾，将整个社会系统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就是一个可行的。那么问题就是，现行的体制能够做到自我更新吗？改革的话应该从根源问题着手，还是从现象着手，就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的过程？当然我个人是喜欢从上到下的方式的。一个社会的健康状态应该是怎样的？看来这唯一的一条路需要怎么去走还是很值得思考的。
至于教育，在社会大背景还没有机会改变的时候只能从局部做起，让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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