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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占祥】宋学宝:在波澜壮阔时代的平凡坚守

深切怀念李占祥老师

编辑:院宣办 发布时间:2018-04-08

李占祥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半月有余。这十几天来,我时时回想起李老师对我的教诲、鼓励,以及李老师的人格和学问,勾起我对李老师的无限思念。有人说,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但这对我并不完全适用,因为我并不是不知道珍惜李老师的恩惠,而是不知道如何珍惜。因为我出身农家,从小并没有人教我如何珍惜、如何爱自己的长辈。我只知道尊敬、敬畏和忠诚,但却不知道如何爱,如何珍惜,这是我终生的缺憾。

我是1988年准备报考博士时第一次见到李老师的。因为是跨系跨专业报考,因此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见李老师。李老师对我十分客气,详细了解了我的情况,让我放下包袱,并给我推荐了专业考试的参考书——德鲁克的《管理、责任、任务、实践》,嘱咐我只需看这本书就行。我十分高兴,迅速买到该书,这是我至今受益最大的一本书。一个老师向学生推荐什么书,最能反映这个老师的见识。1988年的热门管理书籍是彼得斯的《追求卓越》,但今天来看,德鲁克的书仍然能给我们新的启发,而《追求卓越》不过是昙花一现。

1989年我顺利考上李老师的博士。第一年参加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班的集中学习,第二年开始论文选题。由于中加班学生不占博士招生名额,因此那一年李老师共招收了六名博士研究生(三名中加班博士、两名普通博士和一名在职博士)。李老师怕他指导不过来,请解培才老师当我的副导师,但李老师对我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放松。关于论文选题,李老师与解老师同我多次讨论,最初我的想法与李老师的不同,有些眼高手低。我当时年轻,特别自以为是,而且极为固执,很难听进别人的不同意见。因此,在选题上李老师和解老师费了不少心血。最终证明李老师和解老师的意见是正确的。现在想来,以我当时的性格,尤其是我表达自己意见的态度和语气,今天恐怕没有哪位老师愿意带我做论文。这也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这让我明白李老师的心胸是多么的豁达和包容。

我与李老师接触最密切的一次是1991年参加李老师牵头的人大“宝钢管理模式”课题组。当时课题组安排我与李老师住一个房间,以便照顾李老师。与李老师相处十多天,李老师凡事亲力亲为,没有让我为他做过一件事。李老师生活特别有规律,待人平和,不苟言笑,达观、慈祥又让人心生敬畏。这与其他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宝钢课题组汇聚了人大工经系企业管理教研室的绝大多数老师,这些老师各有专长,都是其研究领域鼎鼎大名的人物。在课题研讨过程中,自然有观点的碰撞和各种争论,还有各种日程安排、课题分工等方面的争议。李老师虽然是组长,但他说话不多,从不搞一言九鼎,而是充分发挥其他老师的积极性,却总能以德服人,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或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他那里都能迎刃而解。

宝钢课题结束时,项目汇报会在人大校内进行,宝钢那边来了很多领导。汇报结束后,李老师请袁宝华先生接见宝钢的同志。当时本以为是一个象征性的见面,但袁宝华先生讲了两个多小时。袁先生一上来就讲到井冈山时期的“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论证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中国人有信心,有信念,一定能够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因为中国与东欧和苏联不一样,中国有一大批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组织、热爱自己的国家,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老百姓支持。关键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办好,把经济搞好,把企业搞好,立足中国,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而不是步其他国家的后尘。无论是革命的路,改革的路,还是企业管理的路,都是中国人自己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而不是照搬照抄的结果。因此宝钢模式既是引进吸收的结果,更是以我为主、坚定信念、勇于探索的结晶。中国只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袁宝华先生将宝钢管理模式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的课题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宝钢的同志听后极为振奋。后来我才知道,袁宝华先生的讲话实际上也是小平南巡讲话的前奏。袁宝华先生与李老师既是同事和朋友,更是推进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同志和战友。

李老师很少批评学生,只是就问题讨论问题。李老师也很少顺着学生的话说,总是直言不讳,从不敷衍。这一点难能可贵。李老师曾经严肃地指出我的一个不良习惯:做事缺乏计划和条理,可惜当时没有引起我足够重视加以改正,此后深受其害。

李老师不像典型人大老师的风格,不爱高谈阔论,更不爱纵论天下、褒贬古今。其言谈举止总是那么平和,波澜不惊,看似没有激情,实则有内在的信念和准绳。跟李老师在一起,总是让人更加平静、充满自信!

我从人大毕业后到清华工作,最初几年因为工作顺利,因此拜访李老师的次数较多,后来因为工作没有做出成绩,加上身体不好,总觉得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因见面次数慢慢减少。即使见面,也是与其他同学一起去。每次见到我,李老师总是安慰我、鼓励我,言语之间也感到李老师非常了解我的情况。但在我内心深处,仍然难以消除那种自惭形秽的心结。每到年节,我的内心总是忐忑不安,因为李老师在我的心中,是永远的丰碑和标尺。李老师越是宽慰我,我就越感到惭愧。

李老师淡泊名利,生活简朴,从不抱怨生活中的各种不顺和不平。在我毕业之前,李老师一直住在人大校园内的旧房子里,大概一百平米。一次我与另一位同学去拜访李老师,出来的时候,这位同学说:你混一辈子也不过如此(中加班学生毕业之后必须当教师),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教师待遇的不屑。这句话虽然让我极不舒服,但也说明当时教师群体待遇的确够差,因为李老师的住房条件还是当时人大教师中最好的之一。

回顾李老师的一生,出生时正值军阀混战,少年时遇到日本侵略中国,年轻时毅然投身革命,人大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留校任教。从教60余年,可谓鞠躬尽瘁。李老师从教之初学习苏联管理模式,五六十年代总结鞍钢和大庆的管理经验,文革期间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革初期人大复校,李老师又以开放心态吸收西方管理理论的精华。真正做到了袁宝华先生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并在晚年时独创性地提炼出“矛盾管理学”的理论。“矛盾”这个概念虽然源于西方,但这两个字和思想却是东方的。而东方的“矛盾”思想与西方的“矛盾”概念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中国的矛盾思想不仅强调其“相克”的地方,更强调矛和盾“相生”的部分。矛因为盾的存在而更有价值,也因为盾的坚固而变得更加锋利。反之,矛的发展也促进了盾的进步。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道出了矛盾思想的精髓。李老师的“矛盾管理学”理论体现了中国特色,既有中国思想的基因,也是中国管理实践的升华。在管理实践中,时时处处都存在着矛盾,例如发展速度的快与慢,追求短期目标还是成就百年基业等等。我们往往把进步当成一种必然,就像我们习惯于经济增长一样。从矛盾管理理论来看,持续增长尤其是高速增长并不是一种常态,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在进步,实际上是在倒退;看起来是在建设,实际上是在破坏;看起来是在高速增长,却可能导致更大的落后。有些企业口头上是在追求百年基业,但行动上却在自毁根基。那么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的基点是什么呢?对企业来说就是企业的追求、企业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个人来说就是人生的追求和信念。李老师用他一生的经历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既要不断学习探索、开拓创新,更要平凡坚守。

李老师所处的时代,可谓波澜壮阔、风云际会,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快、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时代。这个时代英雄辈出、百花争艳,当然也上演了各种曲折悲喜剧、闹剧和荒诞剧。李老师没有大红大紫、大富大贵,也没有独立潮头、指点江山、呼风唤雨。但李老师90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朴实无华,做到了孔子所说的“刚毅木讷近仁”。这正是我们晚辈所景仰的。

今天,当我们回望中国的历史,我们最自豪的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近五千年。中华文明既不是最悠久的、也不是最辉煌的、更不是最先进的,但却是唯一延续了至少4000年的文明。一个民族的伟大,不在于它曾经多么辉煌,而在于它经历了各种苦难而屹立不倒。犹太民族之所以受到世人尊敬,就是因为如此。一个政党的伟大,不在乎它多么正确或一贯正确,而在于它在犯了严重错误之后甚至是愚不可及的错误之后仍然能够纠正。而要做到这一点,正是需要像李占祥老师这样的人,在一个国家遇到困难时始终不离不弃,默默奉献;在文革期间党犯错误而自己作为知识份子被迫离开深爱的教师岗位而接受各种磨难和委屈时仍然坚持信念、坚定信心。因为无论是多大的错误,或者是多么愚蠢的错误,都是因为有探索的勇气。而越强的探索勇气,就可能会犯越多的错误,当然也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人们往往看到错误带来的损失,却很少关注纠正错误的巨大勇气和决心,人们往往关注成功的辉煌,而很少关注挺过苦难的坚韧力量。中华民族之所以传承下来,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李占祥老师这样的人默默地坚守,不离不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有今天的辉煌,并不是哪个领导人多么英明,而是因为有千千万万李占祥这样的党员默默奉献自己的忠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勇于探索、不断犯错,又不断纠错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真正的伟大所在。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的原因,正是这些国家缺乏一大批像李占祥老师这样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淀,又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人。

一个家要有人坚守,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组织也要有人坚守。正是因为有人坚守,才有人敢去开拓、去探索、去追求崭新的世界。但人们关注的往往是开疆拓土的豪迈与荡气回肠。如果没有人坚守,无论是家还是国,都可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企业来说则是烟消云散,对文明来说则是湮灭无闻。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下来,不是因为几十个王朝的帝王多伟大,而是因为一大批普通知识分子坚守自己的人格和使命。孔子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而后学勉力追随。除中国之外,其他文明古国如今面目全非,无论是语言文字、思想信仰,还是生活习俗方面都与古代文明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不是这些国家的帝王不够伟大,而是他们没有像孔子、韩愈这样的师者。

十年前,我读到陈岱孙先生对自己的评价,他说他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教书。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今天看来,李老师一辈子也只干了这一件事。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他们的自觉。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这个“道”正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位老师传道的同时也“立德“”,“立德”是传道的前提。没有德,不可能成功地传道。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以农耕文化为特色,讲究耕读传家。这其中的关键是“传”字,唯有耕读两件事可以传承,名利和权势是难以传承的,这也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

中华文明与欧美典型海洋文明的最大不同在于,欧美文明更强调开拓进取,而中华文明更注重坚守传承。我不敢妄言两种文明孰优孰劣。但我知道,在一个封闭和缺乏变革的平静时代,我们更需要鼓励那些勇于开拓的人;在一个激荡变革的时代,我们更应珍惜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单从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小时代来看,开拓进取更为重要,更应该鼓励,但放眼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变革时代,默默坚守就显得特别可贵。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是国内众多企业家、改革者和普通民众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的结果,更有海外华人的贡献。与印度相比,中国海外华人对祖国的贡献可谓功勋卓著,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是如此。众多海外华人为什么一直心系故土,就是因为有众多像李占祥老师这样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品格的人。他们默默坚守,却并不自我封闭、自命不凡,随时准备为归来的游子张开博大的胸襟和温暖的怀抱,这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

我们现在强调文化自信,文化自信首先在于爱,爱自己国家,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更重要的是爱像李占祥老师这样的默默坚守的忠厚长者。我们不仅要知道爱和珍惜,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爱和如何珍惜。我们这一代是在相对封闭的时代(1950—7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总是看到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不足和落后。因为自五四运动之后,直至文革,我们一直在否定自己的文化,否定自己的历史。因此我们这一代几乎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长起来的,缺乏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内在自信,内心深处充满着不平、不满、不屑和戾气,充满着打破传统、破旧立新、标新立异、自立为王的欲望。在这样的时代,就更感受到李老师平和、包容的可贵。

今天,中国已经进入后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时候,或许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已经失去价值,因为那毕竟是农耕时代的智慧结晶。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仍然是我们的灯塔。无论时代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坚守自己的价值,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不失良心,不失探索真理的勇气,这就是李占祥老师留给我们的最好纪念。

 

作者:宋学宝(李占祥教授1989级博士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于2018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