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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占祥】王凤彬:难忘恩师 铭记师训

编辑:院宣办 发布时间:2018-03-28

李占祥教授倾其一生为了中国企业管理学科的发展,为了一批又一批弟子们的成长。老师的仙逝,使中国管理学界陨落了一颗巨星,也使我深深体验了丧失第二父亲般的剧痛。

(一)印象中的老师

李老师是中国(工业)企业管理学科的核心奠基人,培养了一大批的各界管理精英以及一代又一代的教师。人大工经系的很多老师是李占祥教授的弟子,自然不用言说。奇妙的是,当我外出调研或参会时,不时地会听到管理学领域的长辈介绍自己是李占祥教授的学生,这令我对李老师的崇敬之情升而又升。

我84年大学毕业任教的学院,院领导及几位老师就是李老师亲自授过课的师资培训班学员。我原本决定工作两年后回母校厦门大学读硕士的,但是因为频繁地听到他们对人大、对李老师的称赞,我不知不觉中把对遥远北方的恐惧替换为了憧憬。最强烈的一次记忆是,我96年参加全国MBA联考命题工作会议时见到久仰其名的周三多教授,当他知道我是人大教师时就大声说自己是人大的校友、李占祥教授的学生。我当时的惊讶着实不小——连这么德高望重的长者都是李老师的弟子,那么,再加上老师弟子们的弟子们的弟子们,该是怎样的一幅“桃李满天下”图景?!难怪坊间常能听闻李老师是“中国企业管理鼻祖”的美誉。

一次在人大内部工作会议上听到前任校长陈雨露说,在学生培养上,人大的定位是“母Ji”。孵蛋的“母鸡”?确实是……“摇篮”之母嘛,但似乎又并不仅仅如此。怎么理解校长说的“母Ji”概念的内涵?曾在上海机床厂实习过一个多月的我,脑子立马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生产各式现代机器的机床——工作母机!培养教师的教师,不就是李老师等教授一直以来扮演的角色嘛!李占祥教授和他自50年代初期就加盟的工业企业管理教研室,就是在我国管理学领域的这一“工作母机”中居于心脏的位置!

2018年3月20日8点28分有幸在病床前目送恩师仙逝的我,倍感全身的瘫痪、世界的颠覆!我不顾本应与肖建军师妹一同抚慰老师家人的身份,嚎啕大哭!身为一名自1986年以来就受到恩师的百般培育、勉励与无尽关怀的弟子,虽然在得知李老师住进了“安宁病房”后多少有了点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一时刻真的来临,其痛楚远远超过了我可忍的最大限度,让自己成为了另一个被劝住哭泣的。

陪同长时期与护工一道多岗护理的老师家人们和沈师兄、肖师妹把恩师遗体送上殡仪馆专车后,我回商学院收集、整理老师生前的影像资料,一路上忍不住的泪水和心酸与仰慕交织的心情。飘忽的心绪,让屡屡的记忆像自动播放的视频一样,带出了一幅幅往昔的画面:

——老师坚持知行结合的治学之路,早年就身体力行,下到厂矿、基层进行实际调研(照片1),并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做从校门到校门的“三门”型博士生,并且督促我硕、博期间争取机会到企业实习、调研;

50年代李老师(左二)下厂矿

 

——老师与原人大校长袁宝华(照片2)一起倡导“洋为中用,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十六字方针”,以此为治学的最高原则,教育我们要学会将古今中外的“拿来”为己所用,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学;

李老师与袁宝华一同做国际交流

 

——老师教导我们要关注改革开放中的企业现实问题,并安排我们86级工企专业研究生班36位和5位硕士研究生前往首钢、北京机床厂等一批企业调研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国有企业“转轨变型”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并进行课堂交流与广泛的讨论;

——老师在1987年组织召开“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研究”研讨会,把我们86级硕士研究生纳入课题研究报告校对工作组,资助我们一批学生前往昆明开会,结识各方人士;

——老师在1990年盛夏带领近20人团队在宝钢40余天系统总结其现代化管理,并在北京焦化厂、玉溪卷烟厂等推广,其间适逢我父亲眼疾加重,他以两兼顾的建议让我父亲得到了及时诊治而我又能在上海调研顺利完成后再回家,并由此让我活学活用了处理矛盾问题的良策;

……

2017年春节期间,我和同一年级的博士师姐王伟、师弟宋学宝如往年一样相约去老师家探望。我们仨人都自知嘴拙,担心难以安慰不久前刚确诊淋巴癌复发的老师。没曾料到,老师是那么的乐观,坦然地道出自己的病情和节前3次腿部放疗的效果。很显然,老师不让我们操心他的身体。老师和师母平时同我们聊天时,总是很少以他们自己为话题中心,每每都有意识地将谈话转到问候我们的身体和家人上。这次有些例外,老师带着和蔼的微笑,谈及他怎么在中学时“胆大”地离开遵化的家,去了设在保定、免学费的河北省立通县师范学校上学,毕业后到唐山市同仁小学任教,同时在夜校学英语、准备考大学,随后进入天津仁达学院学习工商管理,之后又主动“肄业”离校,转到华北大学学习和工作,再然后就是在1950年成为人大工厂管理系研究生,接受苏联专家的系统培训(就是在这个时候,老师结识了当时担任苏联专家助理人员的师母——记得谈话间王老师高兴地插话说,当时的李老师不仅英俊、潇洒、能干,而且像大哥哥一样关心和帮助刚步入社会的她,让她崇拜得不得了)。不久后,苏联专家撤离,未毕业的李老师就从高年级研究生的身份升级为讲课老师,代替当下“缺位”的教师培训低年级研究生。为时半个多小时的聊天,轻松、风趣,让我们仨弟子猛然发现:老师年轻时代竟有如此的闯劲和丰富的经历!老师与师母的相识、相爱和相伴一生,是多么的自然而幸福!老师的人生真的好圆满!

老师是生活与工作极好平衡的楷模,无论学风、家风,都令我们弟子肃然起敬,无以超越。老师是辛勤的园丁和老黄牛,在中国企业管理和改革发展的大地上勤奋地耕耘着,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建设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学科体系;老师是思维敏捷如初、年老却心智依旧活跃的智者和管理哲学家,思考的高度、宽度和深度远非常人能比;老师是严谨、严格的治学者和教育家,曾让一些已写出了8万多字乃至10余万字的博士论文初稿推倒重来,由此换来了相关弟子对“严师出高徒”的切身领悟,也影响了老师身边的博导弟子。

老师的仙逝,让我们惋惜;老师的情怀与抱负,让我们敬仰;老师的坦荡人生,让我们缅怀!

 

(二)老师的恩情

80年代初李老师组织工企教研室老师编写了系列教材(照片3),我是读着这些“宝书”决定来到遥远的北方投奔李老师门下的。这些在我国高校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经典教材,把我领入了一个陌生而又充满奥妙的管理世界。记得当时是李老师亲自面试的我。入学后不久,李老师正式开始成为博导,遂把我转至杨老师名下。李老师是教研室主任,他让我当了86级硕士生的联络员。记得头几回我不懂事,常在食堂吃过晚餐后就到李老师林园的家汇报些什么事,打扰了老师和师母吃饭数次之后,才明白过来时间点不对。李老师威望高,平时在教研室开会都是做总结性发言的,我们有硕士同学说怕他,但胆儿小的我却觉得他特别亲切。也许是师生缘分,硕士毕业时正式成为李老师名下的弟子。

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早期教材

 

老师以辨证、矛盾思维统领中国企业管理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他很早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管理“两重性”的思想,并以中西融合、博采众长的方式,带领工企学科从生产型管理向生产经营型管理的理论体系发展。博士弟子中继首届的包政师兄、第二届的周立师兄先后赴日、加学习后,李老师还在第三届博士招生中大规模增员,并让我成为“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班”的编外学员,有幸与人大、厦大、南开三校博士生共同参加了为期半年的全天候英语集训。毕业留校后,因为有了博士学习期间外语和专业的各种训练以及博士学位,我得到了以“高访学者”名义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短期进修的机会。

老师是立足中国企业实践进行本土管理理论构建的先行者、引领者。记得在我博士一年级刚结束博士生出国学习必须过的外语水平考试后,老师专门找我谈话,指出我虽有厂长经理班的助教经历,但毕竟是间接的经验,仍然是“三门生”,建议我最好寒假期间去做些企业调研,以便尽早完成博士论文的开题。在老师的督促和帮助下,我利用回家过年机会,以350元学生调研补贴走访了闽、浙、沪二十多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记得当时一到厂部,只要说我是李老师的博士生,并出示学校开的介绍信,企业管理办的大门就对我敞开。我好为自己身为李老师的弟子而自豪!特别令我难以忘怀的是,1990年盛夏,李老师和徐昶老师一块带着几乎全教研室老师和我们一批博士生去宝钢调研了40天,深入总结和提炼宝钢现代管理经验。这一紧密的产学结合,不仅产生了卓著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时隔11年我再次来到宝钢集团调研时还勾起了时任企管部部长的深深感慨和美好回忆。正是这一系列的调研培训,我后来斗胆走上了“案例研究”之路。虽然与包师兄等一批师兄弟相比,我跟随老师的步伐还不够快,也不够大,但李老师的领路让我在这条道路上走得顺畅了许多、许多。

让我终身受益的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与结果。因为要在赴加学习(当时还未被告知叫停)前夕完成吴培良老师指导翻译的美国教材《组织理论与设计》部分章节的中译审校,我只能脱班自学了“中加联合培养博士班”教授给的组织理论学习材料。因为看的文献多,我博士论文初稿中理论评述部分占了相当篇幅。李老师指导我删去了无关紧要的纯理论介绍的内容,让我更突出自己的思想和企业调研资料的分析。记得毕业年寒假前夕,我因粗心在某处停放自行车时把3万多字的一章论文稿连同书包落在了楼下。手写稿的丢失,严重地扰乱了我写论文的心情。整个寒假,我难以提笔完成这一章的补写。开学后又面临找工作、面试的压力。时间紧迫,李老师允许我在未完成那补写章和最后一章的情况下开始审读我那爬格子的论文初稿,并非常小心地用铅笔批注不妥之处。他还和解培才老师一起当面给我细致反馈论文中应该修改、完善的地方,并以“后面几章越看越有意思”的评语鼓励我调整好心情去重写那丢失的一章。在先毕业、延后一学期答辩(照片4)的程序完成后,李老师很快把我的论文推荐给“博士文库”出版。令我受益终身的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略做修改而出版的《企业管理组织变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照片5),原本并不在1998年教育部“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推荐名单之中。李老师看到名单后提醒我工作的外经所别遗漏了专著报奖,这才有了我这本博士论文著作喜获“管理学二等奖”的殊荣。而这个过程,我是在后来与所领导的随意聊天中得知的。李老师就是这样的品格。老师高屋建瓴而又细致入微的指导,还有那些我知晓或不知晓的扶持,让我的学术生涯有了高起点。

论文答辩(1992年)     

 

老师推荐、1994年出版的博士论文     

 

我毕业后虽然留在外经所任教,在合并为工商管理学院之前,未能与工经系老师有工作上的往来。虽然没有机会直接在李老师领导下工作,但是碰到问题、烦恼或高兴的事,我总会时不时地到老师家讨教、倾述。在生活上,弟子还得到了导师和师母的许许多多的述之不完的关爱与启迪。刚好在我们第三届博士生论文答辩完成后一年,学校开始举行正式的学位授予仪式。我们这一届同窗学子穿着博士服,在一组与两位正、副导师合影的具有独特纪念性意义的照片外,还有一张对我个人来说显示出师母对我们特别关怀的合影(照片6)。

1989级博士生毕业后一年补办的学位授予仪式(1993年)

 

老师的仙逝,使一切成为了过去。但是,与老师相处的近32年时光,让我格外的珍惜!

回忆往事,学业上、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点点滴滴,瞬间在我的心中汇聚成了一条川流不息的大河,让我感叹……在大学毕业时本无心考研甚而不想当老师的我,因为选择了李老师的“现代管理原理”硕士招生方向,由此踏上了“北上深造”之路,这才开启了一个新的人生。我此生做得最对的一个选择是,被分配当了助教后想要通过读硕提升自己,而最为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再造了我的李老师!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何况浩瀚无比的师恩!

感谢恩师从我硕士面试开始持续至今的栽培,感谢恩师和师母的抬爱与关怀!

老师给我们留下的“要关心中国实际研究问题”的遗训,弟子将永远铭记,努力践行!

 

作者:王凤彬(李占祥教授1989级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2018年3月27日。